在我们万知青的脑海里，谁都有一根苦涩的神经不愿轻易地触碰。那就是当年被强大的社会浪潮裹挟送到农村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用汗水和眼泪，辛苦而又坚强，憧憬而又迷茫的经历炼狱出来的扭曲的神经。虽然上山下乡运动早已经结束几十年了，但是每每回忆起那时候的事情，依然像看电影一样历历在目。
我们69届是北京知青最小的一届学生，也是中国文化链中最没文化的一届学生。实际上我们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是知青中“老三届”们眼里的“小屁孩儿”。由于没有文化，也没有对事物正确的认识，更没有主见，所以最容易被忽悠。记得我们当时被上山下乡的宣传鼓动得热血沸腾，坚决响应*的号召，一门心思的想去屯垦戍边。我甚至都没有和家里商量就去派出所销了户口，当妈妈知道了此事，责问我为什么不先告诉家里，我竟然告诉了她一个让她瞠目结舌的原因是，*宣队告诉我们，如果不销户口，就不能买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搓板。而当时由于走的人太多了，搓板是很紧俏的商品。唉，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完全还是一群什么都不懂得孩子。可是却觉得自己是改造世界的生力*。
就这样，我满怀着战天斗地的决心来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5连。这是一个先进的连队，一个战斗力非常强的连队，我在连队的革命豪情感染下，投入了全部激情，因为表现很好，年，医院学习卫生员，这对当时的基层连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几十万人一拨轰地来到了兵团，很多后勤保障系统建设都跟不上，几千人的一个团，医护人员寥寥无几，因此培养基层卫生员就显得格外紧迫。
作者（左）在中国访欧*舰上
当年的培训显得特别急促，几乎没有什么理论学习，直接就开始实践。我被分配到了病房，记得内科王医生带着我们新学员第一次查房，我一看是男病房，就磨蹭着走在最后，而看到的第一个男病号竟然是本连的徐有声战友，吓得我转身就走，当时的我们，男女战友间都不说话，更不要说到睡觉的病房了。只听见王医生在问我干什么去，我头也不回地含糊应了一句：“我忘了带笔了”，而插在兜里攥着笔的手上紧张得满是汗水。经过了卫生员的学习培训后，我才开始单独和男战友说话。
一个月的学习很快就过去了，由于开始麦收了，医院要求我们先回连队参加“麦收战役”后再回来学习，并要求我们在连队充分发挥我们卫生员的作用，不上交困难，一般的小病在连队解决，我从此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其实哪称得上是学医呀，只能说是掌握了一些医疗常识与操作的基本技能。连里给我配备了一个小药箱，里面都是最常用的药。当卫生员其实比别人还辛苦一些，我平时和大家一样干活，晚上别人都在休息，我要到各班查病号，一般的小毛病吃些药就过去了，吃药不行就到医务室打针。本来那时候的我们就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根本也不会有什么大病。农忙的时候，尽管下班就已经很累了，我照样把全排的各个宿舍转一圈再回去休息。这不仅是自己作为卫生员的职责所在，同时也是一种意志的磨练。
医院手术的压力，也为了减少病人路途颠簸和时间拖延使病情加重，医院领导经认真地考虑和筛选后，决定在5连这个北京*区“四好连队”，开展“小手术解决在连队”的实验。经过我们卫生员紧锣密鼓的准备，又经过医院的验收，一个阑尾炎手术终于在连里最好的一间宿舍里开始了。原大同兵团战士郭建*躺在了简易的手术台上，我们既紧张又兴奋，就像我们这个手术将要创造一个世界奇迹似的，手术还没有开始，自豪就已经写在了我们每个人脸上了。
尽管手术很简单，但是大家还是格外小心谨慎，医院，一旦出现意外是很难控制的，主刀的医院周医生，一边做手术一边为充当副手的李胜堂和我们这些“预备役们”讲解，并告诉我们，今后我们全都有机会做手术的主刀，看着偶尔无意识地喊一声“疼”的郭建*，我的想象力带着我离开了这个小小的“手术室”。
那还是我妈妈来连队看我的时候，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自然为自己的女儿在这样的小小年纪就走上了学医的道路感到非常高兴，我告诉她我们是新一代医务工作者，跟她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学习和工作方式，她听着我讲我们在学习了一个月之后，就大胆地独自开药打针，大言不惭地称自己为“赤脚医生”，妈妈的高兴中带着深深的忧虑。从此以后我和家里的每封通信“医学”都成为了我们必不可少的话题，一次我告诉她，医院实习时作为器械师上了手术台，而且今后会在连队开展手术，我有机会做手术，异想天开的我还跟她打*说我一定会做主刀，经常做主刀的她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如果我真是当了主刀，早晚要负医疗事故的责任。
现在看着这间小小的“手术室”果然离我要做主刀的愿望不远了，妈妈就要输给我了，想到这我竟然偷偷“噗哧”笑出来声，幸好手术已经接近尾声，周医生正在讲术后的护理，谁也没有注意到我那得意的表情。
手术做得既顺利又成功，郭建*被抬回了宿舍。卫生员丁赤民—---当时的手术器械师迫不及待地摘下口罩，由于紧张和室内温度高，口干舌燥的他顺手就抄起了窗台上的一个搪瓷杯子，我赶忙大叫一声：“不能喝！”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大半杯消*药水“新吉尔灭”已经被小丁灌进了肚子里。我补充说：“那是新吉尔灭。”大家先是一愣，接着爆发出哄堂大笑，小丁自己则诙谐地说：“一个月之内，我不会拉肚子了”。只可惜由于连里的条件太差了，空气消*不够标准，郭建*在术后几天就伤口感染了，医院住院治疗，我们的“连队手术”不幸夭折，我的“主刀”没有当成，妈妈也可以安心睡觉了。
年初，我第二次参加了医院为了提高连队卫生员队伍的业务水平举办的专业学习班，这也是医院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学习班，要我们在规定的半年内达到乡一级“赤脚医生”的标准，全团十几个连队的卫生员带着连队领导和战友们的期望，更带着自己的理想投入了紧张的学习。
我们每天上午被安排听不同专业科室的医生讲课，下午则到各个科室去实习。4月的一天，病房急诊把我从正在实习的五官科抽去加班，原来是附近老乡的一个11个月大的婴儿，患了急性大叶性肺炎，并已发生合并感染。由于婴儿的病情危重，医院对孩子进行了特护监察，王医生—一个带着高度眼镜，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内科医生，告诉我们病情非常危险，所有的化验结果都不正常，高烧40度以上持续不退，呼吸急促，婴儿的心率靠听诊器已经计算不出来了，正常人的心率是60-80/分钟，而这个婴儿的心率在临床上被称为“奔马率”，就像是烈马在奔腾时的马蹄声一样，只有按照呼吸的次数的4倍来计算心率，这样的心率随时有可能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是24小时监控，每两小时换班。
我一接班马上给孩子测量，呼吸为次/分钟，也就是说心率为次/分钟，我简直震惊了，一个11个月大的婴儿脆弱的心脏还没有发育完全，怎么可能承受这么高的心率折磨？我凝视着那已经烧得通红的小脸和那由于高频率的呼吸，早已变得没有规律的小鼻翼的张弛。我的心通通地跳着，一股血直冲脑门：“我一定要尽力把他救活”。我不停地给他测血压，量体温，换冰袋。目不转睛的盯着吊瓶，就像看着救星似的，那药液按部就班、不紧不慢往他的小身体内滴着，真希望能够产生奇迹，让这个还未涉世的小生命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享受他应该得到的父母的那份爱。为了救他，他的父母已经掏空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看着他们声泪俱下地跪在医生面前，把他们全部医院的抢救上的情景，那一刻我真的理解了什么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个小生命是那么艰难地努力着、煎熬着，每分钟他的心脏都要跳动次，推动血液向全身循环，我知道他的心脏迟早是要被累坏的。正在这时，小婴儿突然出现了呼吸异常，好像嗓子被什么东西卡了一下，就像我们正常人打了一个嗝，然后又恢复了急促的呼吸，但是不久又是一下，再一下，又一下……我的心突然紧了起来，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莫不是？我马上按下了紧急呼叫铃，值班医生迅速赶到。接下来的抢救是我永生难忘，并且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遇到过。医生紧急检查处置，心电图扫描，将点滴的药量加大。
作为实习生，为这个初生患儿做了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心脏按摩，用双手在他的小胸腔上不停的往下按，我的心脏紧张的跳动着，简直就像他的一样快，似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我心里焦急地念着“求求你，快喘一口气出来吧，哪怕就一口气……”我的血沸腾着，满脸通红，那一刻感觉就像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体，我的血管里流的就是他的血，我的心脏就是他的心脏，如果他的不跳了，我的也即将停止。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心电图已经显示了一条直线。我甚至没有听见医生让我停下来的声音，直到别人把我拽开，告诉我医生要为他做最后的努力—注射救心针。我的心凉了，我知道那所谓的救心针，只是一种人道的抢救，是把死马当活马医治的，一根大约3寸长的针头带着5毫升的心脏强力兴奋剂直接刺向他的心脏。听医生说这一针就像是心脏起搏器，直接刺激心脏起跳，可是连百分之一的成活率都没有。
尽管如此，所有的急救病人都要做这最后的完全是象征着人道主义的抢救。小婴儿现在就像睡着了一样完全平静了，没有了任何的表情，把所有的痛苦转移到了绝望的，哭得死去活来的父母身上。我的眼泪也一下子涌出了眼眶，不知道是为这个不应该这么早就离开了人世的小婴儿，还是我在两个小时的抢救过程中倾注了我的全部爱心和责任心，以及仅有的医疗知识，却以失败的结果告终。这次抢救使刚满17岁的我突然明白了生命在疾病面前的脆弱，以及许多我当时说不出来的道理，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小婴儿死亡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我们这个充满了十几岁医院的各个科室，中午吃饭时，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我们学习班的学员们则在议论着另外一个非常机密的话题—一堂解剖学实验课。因为在大家议论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一个信息，当地的老乡有个天葬的习俗，死亡的孩子要裸体被扔到野地里，如果能够被狗或什么野兽吃掉，说明孩子有福气能够升天。“什么理论???”我们简直就不能相信，刚刚还在撕心裂肺，悲痛欲绝的父母，怎么能够忍心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扔掉？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倒是找到了一个实验解剖学的载体，这真是一次弥补我们解剖学缺失的机会！我们一商量，决定立刻就去找，如果他还没有被吃掉。医院的后面是一大片还没有耕作的野地，四月的内蒙古，大风夹着铺天盖地的*沙刮到脸上沙沙的疼，没走多远我们就找到了他，婴儿的小胖脸蛋已经变成了暗*色，赤裸的身体还是软软的，我们从地里捡了一个装水泥的口袋，把他严严实实的封好，免得真的被什么吃掉，然后按照我们预先的分工，潜回了各自实习的科室准备工具。恰好当天下午团部有紧急会议，医生们都不在，抓住机会，我们15分钟后就医院，来到了我们的“实验所”。
风越刮越猛，成了我们的天然的屏障，被大风刮成“土猴”似的我们，欣喜若狂地在做着我们的实验，由于怕开放性传染，我们全部带上了口罩和手套，由男生主刀，在没有任何老师的指导下，完全凭着上课的记忆把尸体按照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进行了解剖。最后还没有忘记带着一把铁锹，把他深埋（万一被什么东西扒出来造成传染），我们这帮十几岁毫无邪念的卫生员，为了更好的学习医学知识，提高医疗技术的水平，为了更好地为兵团战友们服务，感觉自己做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神圣的科学实验，最后我们甚至替他的父母按照我们的传统，给他进行了短短的默哀和墓葬。
就这样在短短的半年之内，我们十几个学员被分配在不同的科室，每隔几周就轮换，经历了外科，内科，妇科，儿科，牙科，以及中医按摩等等科室的学习和实践，以便能够基本上全面的为连队服务。
为了多学习一些理论知识，我用了我半年的工资（30元人民币）买了一本“实用医学手册”，后来又让妈妈寄来一本《农村医疗卫生手册》，尽管妈妈说这些书太浅了，但是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用了，它们在我的医疗实践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学习班的半年，确实使我在专业上提高了一大步，为后来在连里的卫生员工作奠定了基础。
回到连队，一天深夜，“咚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了宿舍所有的人，我猛然想起来，XXX的家属的临产期就在这一两天。“快起来，XXX的家属就要生了”连卫生员李胜堂在外面焦急地呼唤着，
“唉，怎么这么快就要生了？”我昨晚上因为着凉，胃痛了半夜好容易才睡着，“能不能叫别人去啊？我胃痛…”，我请求说，但是急促的脚步声几分钟后再次来到我的窗外，“XXX说你要是不去，他们就去医院。”这可不行，去医院要赶15里路，套毛驴车也要跑1个小时。这些农村来的转业*人的家属们，从来没有城市人的娇气，怀胎都十个月了，还在下地干活。但是由于她们到了预产期还在下地，就使得产程大大缩短。
记得上次就差点出危险，上次孕妇家人通知我的时候，我还没有在意，想着反正要等很长时间，没想到刚到她家，孩子已经快要出来了。幸好是在连里，我准备得也很充分，否则如果是难产，大人和孩子都相当危险，去医院15里的路上的颠簸，很容易造成产妇的临产。再说今天我还看到这个孕妇也下得了，万一像上次那个孕妇那样…想到这，我哪里还顾得上胃痛，一骨碌爬了起来，想想平时和这些家属们那么熟悉，怎么能够忍心看着她们冒着危险去医院生产？
果不其然，我带着手术器械到了XXX家的时候，她已经在床上疼得打滚。我迅速地给她做了产前检查，做了消*，刚刚戴上手套，准备好了器械，随着一阵猛烈的痉挛，她身体内的那个小生命拼命想挣脱母体的束缚力量，带着大量的血水一起喷发了出来，容不得我有一秒钟的犹豫。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脐带在孩子的脖子上缠绕了两圈，孩子的面色已经发青，这是由于脐带的缠绕使孩子的气管受压造成的呼吸困难，从而缺氧所致。处理不及时的话，要么孩子在很短的时间内憋死；要么由于脐带缠绕在孩子的脖子上，长度变短，在孩子接出体外的同时，脐带断裂，造成母亲的大出血死亡，母子有着同样的危险。
以前我碰上了好几次脐带缠绕都是缠一圈，我都能处理得很好。但是这次是两圈啊！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怎么办？大人孩子先处理哪一个？我此时只恨分身无术。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迅速地做出了决定，大人孩子两边都要救。我立刻托起孩子的脑袋随着大人宫缩的力量，把身子接出了母亲的体外，然后把孩子的整个身子按照脐带的缠绕方向小心地旋转了一圈，尽力不再使母体的脐带一边产生拉力，旋转了一圈以后，我的心就放下了。
接着轻松地把第二圈绕出来，但是由于孩子呼吸障碍，半天都没有哭，说明他的肺叶还没有运动。我必须助他一臂之力，我用一只手夹住他的两只脚，头向下倒提了起来，用另外一只手不断地拍打他的后背，用物理的震动法使他肺叶运动，一旦肺叶运动，他就可以开始呼吸了，否则时间一长没有呼吸孩子就会窒息，他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预示着他彻底地脱离了母亲，独立呼吸———他是个“自由人”了。随着他的独立呼吸，我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我将母子俩处理好了以后，天已经蒙蒙亮了，孩子的父母出于感谢，像其他我接生过的新生儿的父母一样，要给我做点热汤面，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说我胃痛。但是突然我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胃不疼了，怎么回事？难道紧张还可以治胃病吗？
在连里我大概给几乎所有的复转*人的家属接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包括我们的杨连长的“老三”。记得孩子出生得非常顺利，我问连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他马上告诉我：“我有了忠*，又有忠民两个孩子，这个就叫忠华吧。让他们继承我们的精神，忠于*，忠于人民，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着杨连长既高兴又郑重的神态，我心里也充满了满足和快乐。
每次看到经我的手接生出来的小宝宝们，那一个个红红的小脸和那嫩嫩的婴啼，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母爱般的柔情。现在，我想他们有的可能已经40多岁了，但是他们肯定不会想到，第一个迎接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竟然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
本文作者作者：王丽媛，年11月24日生于北京，年9月11日从北京26中学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五连任战士，卫生员，于年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崇文汽车场任宣传干部，北京联运公司技术安全科科长、工程师、北京丰台区专利新技术研究所工程师、专利技术转让谈判员，石田经贸总公司出租汽车公司副经理和交通银行东单支行所属的三产公司办公室主任，年4月远赴欧洲地中海的马耳他共和国工作至年退休。
来源：兵团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