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化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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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8/9 1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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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或长按可查阅/下载导读“从生物安全的机理来看,生物安全风险的来源不断扩大、类型不断增加、领域日益广泛。”

文:《千人》杂志记者何中花

原标题:国家大安全观下,法律是实现生物安全的重要手段

注:原文载于《千人》杂志年总第75期,转载请注明来源,未注明来源转载视为侵权。

“生物安全”,一个在大众认知中稍显陌生的概念近期已然成为了焦点话题。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从体制机制层面上保护我国的生物安全。至此,“生物安全”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改革任务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安全观。”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教授指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早在新型冠状病*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我国就发生过猪流感、禽流感、问题疫苗、基因编辑婴儿等一系列生物安全问题。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科技领域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要求加快推进基因编辑等领域的立法工作。在年10月21日,我国《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本次新型冠状病*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生物安全对国家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尽早出台《生物安全法》成为当务之急。秦天宝生物安全:包罗万象,影响多维记者:据百度百科介绍,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这一说法非专业人士并不好懂,您是怎样理解生物安全的呢?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秦天宝:所谓“安全”指的是一种没有危险的状态,既没有危险的因素,也没有危害的后果。生物安全就是与生物因素相关的安全状态。具体来说,可以理解为国家通过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来减少甚至消除与生物相关的危险因素,以确保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生物多样性及国家*治、*事、领土没有产生危险或者损害。生物安全有狭义的生物安全(bio-safety)和广义的的生物安全(bio-security)两种理解。狭义的生物安全风险主要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或者客观上生物技术不成熟或者有不确定性,而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生物多样性乃至*治局势领域等带来风险;而广义的的安全风险主要是人主动利用生物的某种特性或功能而滥用谬用生物技术、开展恐怖主义活动或者使用生物武器所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生物安全风险至少有三个成因:一是自然灾害;二是技术的不成熟性或者不确定性;三是人的滥用谬用。生物安全风险也主要有三种类型:公卫安全风险、生态安全风险以及国土安全风险。这三个成因也可能是相互交叉,每一个成因也可能导致一个或者更多的风险。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甚至多因多果的情况,都有可能。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这次新冠病*疫情,基本确定是因为有人食用了携带病*的野生动物。病*一直以来都存在于自然界中,人为(食用)因素将病*从自然界带到了人体内,进而导致大量人群被传染,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受到极大威胁。从发生原因来看,它更多是一种天灾。当然,疫情发生后人为的预防、管控和应对不利,是加剧疫情的主要因素。这种情况属于生物因素导致的公卫安全风险,起源基本上是自然灾害。第二个例子是大家可能听过的外来物种入侵。比如巴西龟原产美洲中南部,20世纪80年代,经由香港引入广东,继而迅速流向内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巴西龟最多的国家。宠物丢弃、养殖逃逸、错误放生等因素导致巴西龟在野外普遍存在,它很擅长排挤本地物种,会对入侵地的本土龟造成严重威胁。巴西龟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收录为种最具破坏力的入侵生物之一。在植物方面,还有严重危害松树的松材线虫、严重破坏水生生态环境的水葫芦等。入侵种对于本地种个体具有着快速而显著的影响。个体在生长或生殖率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这样,入侵种可能会通过占领本地种的生态位,将本地种排斥出去。这些变化进一步改变了原有的生境,导致其他的本地种的消失,引起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这属于生态安全风险,多是有意引种、但对后果估计不足导致。第三个例子我们还是可以回头看这次新冠病*疫情。疫情肆虐期间,有一种传闻说是实验室病*泄漏所致,更有人说是某国针对我国专门研发的生物武器。当然,这些都没有经过科学证实。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如果确实就是被有些国家或者恐怖主义者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而专门研发出来的病*武器,那我们的生命健康乃至整个国家的国土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了。这属于国土安全风险,成因基本是人为滥用。秦天宝教授在神农架国家公园考察记者:生物安全这个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生物安全是如何开始引起广泛重视的?秦天宝:前面提到,生物安全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更多是与生物技术相关。生物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传统生物技术,如制作啤酒酱油、引种嫁接等;二是现代生物技术,如转基因技术等;三是前沿生物技术,如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对于“前沿生物技术”这一说法有部分人认为它属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延伸,也有部分人认为从现代生物技术到前沿生物技术,已经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际上,人类从开始使用生物技术,就在不断地认识和应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及风险。古代战争中,就有一方在水井中投入瘟疫致死动物的尸体来打击敌人的案例。而生物安全的概念的产生、传播和被广泛接受,都离不开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年,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保罗·伯格团队首次实现了不同生物体之间的遗传材料组合。他从一种感染猴子的病*中分离出一种基因并继续了组装,并计划插入大肠杆菌以检验其是否能正常工作。出于对实验室安全和其他可能出现的生物危害的考虑,伯格放弃了拟定的实验计划。基于对DNA重组技术风险的担忧,年2月份在美国阿希洛马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会议,科学家开始呼吁暂停进行那些可能产生危害的实验,建议对有关转基因研究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最终,会议通过了暂停重组DNA实验的协议草案。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该准则旨在保护科研人员的健康和环境,将重组DNA实验按照潜在危险性程度分为生物安全1—4级,并设立了重组DNA咨询委员会、DNA活动办公室和生物安全委员会等各类机构,负责为重组DNA活动提供咨询服务,确定重组DNA实验的安全级别并监督安全措施的实施等。这个自愿准则最早的关于生物安全的技术规范,它仅适用于美国的公立研究机构,但很多美国私立机构也自愿遵守,它在基因工程研究的安全管理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年,德国仿照美国的自愿准则颁布了《重组生物体实验室工作准则》,英国也于同年发布了《基因操作规章》,规定任何人未事先通报卫生与安全局和基因操作咨询小组不得从事基因操作活动。法国于年成立国家立体重组基因分类委员会,负责起草有关基因工程安全规章的工作。日本文部省于年初次颁布类似美国自愿准则的《在大学及其它有关科研机构进行重组DNA准则》。对于生物安全的早期认识,局限于实验室安全问题,而且主要是科学问题。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日益进步和不断商业化,人们对生物安全问题的理解也不断地深入和扩展。人们逐渐发现,转基因生物从研发到投放市场的上(基础研究)中(田间试验环境释放)下游(商业开发投放市场)全过程,乃至后续的转基因生物体及其产品的进出口、运输、包装、贮存、处置和废弃等进行整个生命周期,都存在安全风险,都需要安全保障。在生物技术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和产业变革的新引擎的背景下,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和再生医学等前沿生物技术的发展更为引人注目。前沿生物技术的研发日益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和国际竞争话语权,既是不得不把握的重要战略机遇,也是不得不面临的、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重大现实挑战。加强前沿生物技术的重大风险防范与化解、确保生物安全,更是成为各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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