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浣非
2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指出，要辩证看待一季度经济数据，当前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要用好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凝神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堵点，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一个走在对外开放道路上的超大型经济体永远会遇到如何实现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挑战。不应否认，目前中国在实现外部良性循环方面遭遇了严峻挑战：中国拓展国际空间的阻力在增多，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空间受到人为的限制，中国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的渠道被堵塞，妖魔化中国已成为西方世界遏制中国的常用伎俩。在如此环境下，如何避免因外部不确定性增多而对双循环战略的推进造成不利影响，就成了不容忽视的系统问题和重要方面。
不确定性用另一种概念解释就是风险。就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种类而论，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一直存在的甚至是固有的，有的则是因中国的或者是外部环境变化新引致、新产生的。这些外部不确定性根据成因及影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格局改变、调整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另一类则是因价值观冲突或针对中国崛起而刻意发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后者无疑会对中国的外循环造成更多的不利影响。
从对影响中国双循环战略系统推进的主要方面看，下述的外部不确定性需要倍加注意并致力克服和防范。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一年多来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蔓延，已导致全球范围内人们交往方式的改变，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发生急剧调整，服务贸易亦因此大受冲击；何时能像疫情发生前那样重开国门，恢复人员、物资、服务、技术的自由流动，目前仍是未知数。而由疫情引起的国家间的摩擦加剧，加上一些政客的煽风点火，所谓的疫情外溢正成为划分敌我阵营的某种基础。
（二）全球恢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5月11日，联合国公布的《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表示，由于中国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全球经济增长正在缓慢恢复，但新冠肺炎疫情及新冠疫苗在很多国家储量不足，将威胁全球广泛的经济恢复。各国疫情防控能力的不平衡，一方面导致全球生产体系和供给体系的极度失衡，另一方面又加深了全球消费结构、消费体系的不平衡。对中国，无疑会带来外部需求变化的重大不确定性。要看到，从去年到今年年初的外贸增长，很大程度是贸易转移效应所带来的，是因为那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生产能力急剧萎缩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的供给空间。当很多国家疫苗供给到位、疫情明显缓解、其产业链和供应链恢复了以后，之前的贸易订单是否依然转移到中国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自去年11月以来，新出口订单整体呈回落态势，由于春节期间部分需求后置，3月份，海外需求一度出现跳涨，但4月份再次进入下行区间，5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2.1个百分点，为48.3%，跌至荣枯线之下，反映出国外订单较上月减少。
（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毋庸讳言，全球货币政策当前正徘徊在十字路口。当下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全球资本市场进入通胀敏感期。美国4月PCE物价指数同比升3.6%，超预期升3.5%，较前值2.3%大幅提高，创年以来最快增速；4月份CPI同比增长4.2%，环比增长高达0.8%；PPI同比增长6.2%，环比增长0.6%，数据远超预期。美国3月份20个大城市的房价全部上涨，作为市场风向标的凯斯—希勒房价指数3月份增长率为13.2%，创造自年12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美国商务部数据同时显示，美国4月份新房销售中位价为37.24万美元，比去年同期高出20.1%，这是年以来的最大涨幅。美联储对这些似乎并不以为然，公开表述仍认为这不是趋势性的，少数几个热点数据不会导致加息。
但不论通胀是暂时的，还是只刚开了头，都可能会对通胀预期及货币政策取向造成扰乱。从会对全球货币政策变化带来重大影响的美联储未来政策走向上看，其一直未对市场发出清晰的政策信号。如6月3日，美联储三把手、在职期间拥有FOMC永久投票权的美国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接受采访时称，现在不是美联储调整QE买债的时候，尽管官员们讨论未来选项是有道理的。他坚持一贯的观点，即美国经济仍然未取得实现美联储通胀与就业双重目标的进一步实质性进展，因此对调整买债政策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远不足以采取行动。而同日，年才有FOMC投票权，但参与每次FOMC政策讨论的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也发表讲话，重申对调整QE买债宜早不宜迟的态度，与同事威廉姆斯的鸽派言论形成鲜明对比。卡普兰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估值达到历史高位的背景下，美联储应该尽快开始讨论购买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的有效性，现在是时候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果美联储判断错误，一旦其发现不对时迅速调整方向，并使得货币紧缩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超过资本市场普遍预期，那么这个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伯克希尔创建人查理·芒格就认为，美国巨额政府支出与极低利率的组合这种极端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没有任何限制地继续这样做，那么，联邦支出将以灾难告终。
其他一些经济体近期对货币政策的表态也耐人寻味。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强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但预计今年潜在通胀压力增加。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仍维持不变。加拿大通胀率从3月份的2.2%攀升至4月份的3.7%，是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加拿大央行表示，尽管经济前景改善，复苏仍需要特别的货币政策支持，所以利率不变的承诺将维持至年下半年。
（四）资本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全球资本市场正经历通胀预期上升—抛售美债—美债收益率上升—股市下跌的波动过程。了解全球资本市场变化的人都清楚，与去年不同，今年全球的资本市场一直被通胀预期及美国国债利率变化所左右。如在当地时间3月18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跃升11个基点，至1.75％，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6个基点，自年8月以来首次突破2.5％水平时，美股三大股指应声全线大跌，投资人开始抛售被追捧多时的高成长个股。而6月4日因美国5月仅新增就业人口55.9万，低于市场预期的65.0万，这一结果缓和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担忧，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当周低点1.58%，美国三大股指亦随之上扬。今年以来美债收益率的变化不仅带来了资本市场的反复波动，更带来了全球投资结构的变化，投资者已开始从较多押注于成长股转向周期股和价值股；而中国内地股市及香港股市也随之发生着相应变化。
必须承认，因全球货币流动性的过度泛滥，全球各种资产市场均出现了泡沫。美联储在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中表示，各种资产市场的风险偏好上升正拉升估值，并在美国金融体系中产生脆弱性。美联储理事、负责联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布雷纳德在报告发布时称：与风险偏好回升相关的脆弱性正在增加，估值拉升与企业债务处于很高水平相结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