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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人编辑
朱洁树1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中医药在官方大力支持下积极投入预防与临床治疗。2月14日，武汉医院正式启用，这是首个由中医药专业人医院。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表示，救治患者中西医结合是此次疫情救治的一大特色，湖北地区一半以上确诊患者使用了中医药进行治疗。与此同时，山西、河北、黑龙江、陕西等省份使用中药复方“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冠肺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表示有“良好临床疗效和救治前景”。
然而在全球现代医学依然未能给新冠肺炎的病理和治疗方法给出确切答案之际，中医药的疗效也让不少人心存疑窦。质疑声在“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经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报道后在全国多地引起抢购狂潮时达到顶峰。
中医与现代医学（西医）的碰撞与争议实际上在中国近现代医疗史，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下过浓重一笔。年“废止中医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在国家政治层面对中医医理及存续提出挑战。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旗下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当时担任委员者均为西医。次年2月23日，第一届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提出四项针对废除中医的提案。身为“废医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西医余岩言辞激烈地将中医批判为迷信：
“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
提案经媒体公布后引起舆论哗然，当时的中国中医界联合发起“中医自救运动”，阻止了“废医案”的推行，为中医存续留下生机。年后，中医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医疗史学者、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皮国立在《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中指出，“废医案”及后续运动是现代中医史的开端。自那之后，中医真正开始将学习西医制度、科学化中医知识体系视作在中西医博弈中取得生存空间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事。通过梳理史料皮国立发现，中西医的碰撞在晚清时期主要在解剖学与生理学，民国之后，则转向了细菌学和病理学。事实上，正是西医在20世纪初在细菌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后，中医疗法才真正开始落入下风。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认为，对新疗法的相对开放和重视临床观察是西方医学最重要的品质，这是西方医学的发展水平在19世纪后快速超过其他医学传统的关键。相较之下，亚洲传统医学恪守古代权威，更难创新。麦克尼尔的这一论断很大程度上正是中西医之争延续至今的症结所在，而在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政治考量与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让中医的现代化发展进一步复杂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中医药的神秘色彩。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皮国立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医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战场”去证明自己。然而要取信于人、获得长足的发展空间，中医需要在中医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化医学研究手段去证实药理、发现新药，这是中医从业者不容回避的责任。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皮国立著中华书局年6月
中西医之争：中医的优势在抗生素出现以后被打破
界面文化：中西医之辩实际上从晚清一直持续至今。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对其他科学学科都可以毫不保留地接受，唯独对西医保持着某种暧昧的态度？
皮国立：其实有趣的是，真正传统的中国科学学科，只剩下中医了，其他都没有了。我们现在的物理、数学，尽管说古代也曾有些什么（理论和发明），但我们现在学习的体系完全是西方的，自己的体系已经断了。但中医是在学习西医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体系。我觉得这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功劳。民国初期的废除中医学派认为中医里就中药值得研究，他们宣扬放弃中医理论、研究中药科学化。按照那条路来走的话，中医就没有了，只有西医了。
界面文化：你觉得（中医保留下来）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皮国立：我觉得都有，无论是物理还是数学，它讲究的是真实，1+1=2，微积分如何论证，这是确认无疑的。但医学的问题是，把病人治愈是最重要的。当时就有人说，中医是可以治好病人的，但我们找不到理由去说服别人中医也是有道理的。
新冠肺炎放在中医体系里算是热病，热病是传统中医最强的学科，因为一个人最常见的病症就是发烧。在抗生素还没有发明出来以前，西医水准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中医是领先的。可随着抗生素的出现，抗细菌药物和注射输液技术的进步，中医慢慢就落后了。所以西医在进步，中医的优势大概在抗生素出现以后被打破，当然它依然有特色，可有些东西被超越了。
界面文化：学界有观点认为，一个医疗体系的改变不仅仅只是我们对特定病症治疗方法的改变，也事关我们对生病体验的认知改变。
皮国立：对。举一个例子，民国时期有一名反中医大将余岩，他说，你死在西医手上，至少知道怎么死的，死在中医手上，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认为中医讲不出病症所在，没有很好的检验化验工具，所以没有办法很好地说明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只是用寒、热、虚这些很空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你跟西医说，中药确实可以治好新冠肺炎，西医就会问，它是通过什么机制治好的？在身体里产生了哪些细胞的变化？你如果此时还说什么石膏退热、麻黄强心，这就不太能够说服西方医学训练出来的专业人士。
界面文化：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指出，中医在近代遭到攻击的核心原因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缺乏医疗行政能力，特别是防疫功能，它仅仅指向个体救护，而非集体保健，这并不符合现代国家卫生系统的需求。你在《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中阐述了中医式的传染病学构建。请与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研究发现？
皮国立：我相信民国时期的中医有能力治疗热病或者传染病——不能说%，但有信心说基于古典医学训练，可以治好病患。但这里的问题是，西医有很庞大的系统，其中有一派是公共卫生医生，他们不是开药治病的，而是做防疫工作的，这个中医就拿不出什么办法了。大规模传染病暴发的时候中医就派不上用场。其次，那个时代的中医是良莠不齐的，不见得能治好每一个病人，甚至可能连基础的现代医疗知识都没有，当时常常有人抨击说中医连消毒的概念都不懂，毫无卫生观念。这是当时很多中医被攻击的点。
但是中医的学理和自信来自于古代有非常多的前辈写了很多治疗传染病的医书，药方有很多。西医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去对抗突然爆发的新病毒感染，西医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找一个特效药来杀菌，中医用药不是杀菌的概念，是调和你的体质和体内的气之间的关系。思考方式不太一样。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杨念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3月
界面文化：若是回顾20世纪（特别是年后）的中国医疗史，我们看到中医被纳入国家卫生体系其实还有很实际的原因：广大农村地区缺乏医疗资源，而且在中国农村大体遵循传统医病关系，这让农村病人对中医有天然的好感，也直接导致了“赤脚医生”的出现。另外中医的发展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因素。中医仅仅只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宜之计，还是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皮国立：我觉得是有权宜之计的因素的。就像你讲的，农村还是需要有赤脚医生这种医疗力量。我之前研究过血吸虫病，在年代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当时非常多的中医出面说可以治疗血吸虫病。在年代中期，大陆很支持中西医结合，还要西医去学习中医，当时称作“西学中”。当时国家做了多次“大献方”动员，号召中医献出秘方去治疗血吸虫病等顽疾。
我的论文发表后有教授提出质疑，说他年轻时得过血吸虫病，我在论文中写到的药方他都使用过。那个时代是不能批评中医的，如果批评中医就是走资派，就是政治不正确，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全力扶持中药，“我们不要西方帝国主义的药，要发展自己的药”，当时就很多报告出来称中医可以治血吸虫病。那位教授就认为，采用这些历史资料是有很大问题的。当时是中医和西医一起治，叫“中西医结合”，但治好以后中医就说是因为中医治好的，西医也不敢说什么，就算其实是西医治好的，也不敢质疑说中医到底有没有效果。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能讲这个话的。
我后来去了上海青浦的任屯村，那里是当时血吸虫病肆虐的地方。任屯村的一位老太太告诉我他们村里有一位中医，确实能治好血吸虫病。但我回到台湾与那位教授讨论，他说这个案例很难讲，因为病人可能吃了中药的同时也吃了西药，但相信自己是中医治好的。光凭这一点，以历史来论就是存疑。中药要用怎样的方式得到认可，我觉得这是需要智慧的。
所以中医需要有战场。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医需要有一个战场去证实，不然永远自称能够治好，但没法取信于人。如果所有的疫情都交由西医控制，那中医就结束了。台湾地区就是这样。台湾的中医完全没有话语权。
中医的未来：“奇迹叙事”呈现了中医的紧张感
界面文化：此次疫情期间，中药进入临床治疗，这再一次在中文互联网内引起了关于中医的争议。质疑者认为，连西医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凭什么认为中医就可以解决。
皮国立：所以你看，这就是问题。我常常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