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宣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导廉思；北京大学*治学博士卞恒沁对本文亦有贡献
5月12日是我国第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人民论坛网围绕这一主题采访了相关专家，为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事件，以突发性、多变性和瞬时性为显著特征，往往会对以确定性为基石的科层化治理体系带来极大挑战。当风险暴发，社会进入应急响应状态时，科层组织受限于规章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对危机出现的各种情况所采取的应对举措很难面面俱到，而能否从人民群众中迅速动员起一支应急支援力量作为有益补充，则显得尤为重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有一些社会群体立足自身岗位、发挥职业优势，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对疫情期间社会局势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要的应急支援力量。这些社会群体包括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卡车司机、退役*人、社会组织从业者等，他们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有其必然性，对于今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建设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因此，如何总结汲取经验，通过制度建设，将此次疫情中涌现出来的社会力量有序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来，发挥他们在应急管理中的组织性和机动性，是一个重大且迫切的课题。
“支持性治疗”创新应急管理范式
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参与实施救助并维持社会秩序，来弥补*府力量的不足；另一方面大量人力资源的情绪高涨并突然集聚，若管理不到位，又可能引发次生灾害。人们对公共危机中自愿参与治理过程的社会力量往往给予很高的道德评价，但是对其管理和规范却很少提出要求。由于制度尚不完善，一些社会力量的热心参与不仅给自身生命财产带来安全隐患，而且有时反而会加重或加速危机事件，甚至引发“二次危机”。因此，有必要对公共危机事件中各类社会群体的行为模式和思想动态作分类梳理，将其中的积极力量有序整合到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来。
第一，以社会群体为核心切入公共危机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治理的挑战，既来自于疾病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带来的重大危害，也来自疾病对社会系统的巨大冲击所带来的复杂次生灾害，相比前者，后者甚至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社会骚乱乃至*治动荡。要应对这一挑战，必须高度重视具有人群聚集性特征的潜在风险。因此，对社会群体的风险防控和引导措施，是对危机治理有特殊意义的关键一环。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不仅需要考虑应急管理的一般性问题，更需要考虑特有的社会群体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群体风险已深深嵌入*府的应对举措之中。作为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物流中心和人才聚集地，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各类典型群体高度汇聚于此。其中：自我期待高、文化水平高的“高知”群体多，如国家部委所属众多科研机构以及80余所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发声欲望强、社会动员广的“新社会阶层”群体多，如新媒体从业者、社会组织从业者、自由职业者等；此外，还有大量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服务业灵活就业者以及外籍来华留学和工作人员。上述群体混居共处，在此次疫情中共享着相似的情感体验与情绪共鸣。武汉的社会群体是几乎全国所有重要群体的压缩形态和复杂表征，不同群体间交融互动，在疫情中构成了命运共同体。不同社会群体在疫情期间的心理状态和舆情动向，关系到整个疫情防控工作的大局。
中外无数案例表明，公共危机事件的整体风险绝不是组成危机各环节风险的简单叠加和线性组合。当前危机治理的线上线下边界逐渐消失，各种场景交融混杂，高度多元和高度分化的群体需求，使得传统的条块分治和标准化的网格管理都难免有所疏漏，无法精准捕捉到不同群体的变化动态。因此，危机治理必须超越单纯事件治理的思路，回归到“人”这个核心上来。医疗水平和科技力量有助于降低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切断病*传播的通道，但疫情的好转并不必然导致社会风险的下降，甚至可能会出现疫情逐渐消退，但社会系统性风险反而升高的悖论。
当前不同群体在资源占有、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