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医院承办青少年白癜风防治援助项目 https://auto.qingdaonews.com/content/2018-06/26/content_20140182.htm来源：冰点周刊作者：李强
进入4月后，很多迹象表明，武汉已经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机械钻头的“哒哒哒哒”的声在深夜的街头重新响起；扛着麻袋的务工者，陆续从汉口火车站走出来去坐公交车；摩的师傅已经开始在街边寻客，环卫工人又在除路边野蛮生长的杂草。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里，血液加速流动。
医院，垃圾焚烧炉里不时冒起的黑烟，还提醒着人们，这场“战役”，仍在继续。
污染区仍然在有医疗垃圾装进黄色的袋子被送出来；病区外的安保人员还捂着白色防护服；接送医护人员的公交车一直去去来来；送餐的司机一如既往每天把四菜一汤、米饭、医院门口，有时候还有苹果。
这个曾由1.5万名工人用10余天时间建立起来的“临时战壕”，高峰时曾有余名患者同时住院，余名医护人员守在此地。在4月5日，送13名患者出院后，这里只剩下47名病人，其中重症及危重症超过半数。
但医院仍然24小时不停歇地有序地运转着，余名医护人员还在，厨师、警察还在，司机、保洁、安保、维保还在。所有人都是这里的临时工。他们在等一个“零”。
啃完这块儿硬骨头
4月5日，又有病区的房门被贴上了封条。
第二天，在这里与病毒斗了47天的上海医疗队回了上海。医院里，只剩下医院、广东省援鄂医疗队、医院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据守此地的一个ICU病区与一个普通病区。
最近，从广东来的医疗队队员们总想打听“小道消息”，“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他们在武汉已经待了50余天，其中不少人从没离开家这么久过。
作为队长，程远雄给不了队员们答案，只是安抚队员：“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听从安排。”他是南方医院第二批赴湖北支援的队长，曾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跟钟南山院士攻读博士学位。2月21日，他所在的医疗队到达武汉后，医院西院、医院的病区。3月9日，医院接管的病区病人“清零”后，又来接管医院A区的ICU病区。
截至4月7日，这个ICU病区里的病人还剩下20个，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一块儿必须要啃完的“硬骨头”。躺在床上的重症/危重症病人，随时可能有风险。有危重病人还上着ECMO，有肾功能障碍的病人，还需要同时进行肾透析。即便病房外，人们在送别其他医疗队，他们也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有一些可能新冠肺炎病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还需要治基础性的疾病。”程远雄告诉记者，他最担心的一个病人，已经在ICU里住了一个多月，“他现在已经没有意识了”。他不敢确定这个病人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项辉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虽然整体上病人在减少，但在他负责的一个ICU病房里还有13个病人，这里自开始接收病人以来，几乎一直处于满员的状态。其中让他最紧张的是，一位上了快一个月ECMO的病人。
“病人67岁，基础病还比较多。”项辉告诉记者，这让他感到紧张，他们必须盯着这个老人，花费的精力比插管多两至三倍。“到目前为止，没有脱离生命危险。”老人肺部的病变造成的损害，还没有明显的好转，还不知道何时有机会撤ECMO。
ICU病房之外，普通病区还有6名新冠肺炎患者合并尿毒症，需要进行血液透析。血透工作由武汉血透小分队负责。
死亡的阴影，还会威胁他们。项辉记得，3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他眼睁睁看着一个50多岁的病人走了。“我们都尽力了，只是没有一个好的结局。”项辉有时仍会感到无力。
在ICU病区外值班的一名志愿者记得，3月底以来，殡仪馆的车来得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武汉每天仍有新增死亡病例，从4月1日至4月6日，共新增18例死亡病例。那些病人最终没能够等到武汉解封。
4月4日10时，医院举行默哀仪式。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风险和任务一直都在
继续留在ICU就意味着要持续面对风险。这里有人会恳请医生，“给点药让我不痛不难受”；有的人因拒绝治疗咬医护人员手指，还有人扯护士的防护服，差点儿把护士的手踢到床帮子上。
病人郑应中，是ICU里风险状态的见证者。有一天晚上，他亲眼看到一个病人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拔掉了身上的留置针，推倒医疗器械。医护人员要去抓他，但抓不住。
郑应中记得那时候接近凌晨3点，病房里医护人员并不多。郑应中想过去帮忙，但刚从床上爬起来，就感觉没了力气。后来6个医护人员一起，安抚住那个病人。
郑应中也曾想过“死掉算了，免得遭这个罪”。但他看到医生和护士不远千里前来，如此辛苦，觉得不能给医护人员添麻烦，也不能白费了医护人员的那么多付出。
广东第二十二批援鄂医疗队的护士周豪，对病房里的紧张状态与面临的风险，习以为常了。他更担心的是操作失误带来的风险。比如给病人插胃管时，一根管子要从鼻腔插入肠子，而护士们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操作起来很不方便。
让程远雄担心的，是暴露的风险。他记得有一次一位男队员进病房后，由于身体不舒服，吐了。“呕吐物充满了口罩和护目镜。”程远雄说，他憋着气摘掉口罩，把呕吐物倒掉之后，又把口罩戴了回去。“病房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把口罩摘下来。”
继续面对这些风险的，不只是医护人员。医院建成交付之后，中建三局留下人的维保队伍，负责处理病区的日常漏水、漏电等情况。清洁工老罗每天都要到污染区，把里面的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装进黄色的塑料袋，送去焚烧炉。污染区之外的垃圾则会装进黑色的垃圾袋里，医院的垃圾转运站。
在护士周豪看来，他们其实比医生护士更危险。“他们不是学医的，但有时候在病房里待的时间比医生更长。”在整座城市开始流动起来的时候，他们仍然穿梭在病房与病房之间，保证病房里的灯是亮的，下水道不会堵上，气压是正常的，保证垃圾桶是干净且消过毒的。
负责送饭的司机曾清平要保证一日三餐的准时供应；保证住在这里的糖尿病人可以吃到适合的餐食，保证这里的回族人可以吃到清真餐。他记得，高峰时，这里开了32个病区，他每餐大约要往医院送份盒饭，一天就是五六千份。但最近每顿只有百余份。
环卫工老李和他的妻子，照旧清晨5点半到垃圾转运站，傍晚5点半离开。没吃完的盒饭、废弃的拖把、写有名字的凉鞋、自云南来的装鲜鸡蛋的空纸箱，都等着他们清理。有时候，每天要转运近10吨垃圾，以至于嘴上的白色N95口罩，下班时常被染成黑色。不过他们发现，最近生活垃圾正在减少，之前是一天拉走两车，现在一天拉走一车。
年4月1日医院垃圾转运站里的两名环卫工人。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负重前行的日子
无论如何，这已经是雷神山最接近平静的日子。
医院在2月8日晚上迎来第一批病人。医院感染科护士长胡慧那时还在医院医院安排余下的工作，3天之后才到医院。
她亲历了武汉一床难求的时刻。医院在1月21日，临时医院。医院的当天晚上，就接了30多个病人，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才将所有病人安顿下来，回到住处来不及洗澡，胡慧倒头就睡。
那时的发热门诊，“乌泱泱都是病人，躺在地上的，靠在墙上的，有人在哭，有人在骂。”胡慧记得，当她挤过人群在诊室里见到医生时问他，“今天这么多病人你看得完吗？”他说，“怎么办？看不完也要慢慢看。”
正赶上过年，胡慧几乎每天都要接到10多个求助电话，“能不能给我弄一张床位？”医院病区一开全部爆满，就算是家里的亲戚，她也无能为力，只是建议“送去急诊科，住不了院就让门诊处理”。
2月11日早上，她到医院的时候，那里还是个尚未完全完工的建筑工地，“一边建一边交付”。
接着她开始迎接从辽宁等地前来支援的医疗队。她记得一些医疗队队员来的时候都愣住了，一切都很简陋，到处都是钢管、板房和工人。她记得，那时候通往医疗区的路，还是一条泥巴路，当时穿的那双鞋后来就算废掉了。那段时间胡慧每天给医疗队介绍病区情况，做感控培训，“每天话重复喊好多遍，嗓子都哑了，到现在还没好。”
在那之后，雷神山就一直这样忙碌着，直到50多天后，才送走首批撤离的名外省医疗队员。
病人出院，护士休息室、医生休息室、更衣室的门上都贴了封条，辽宁、山西等地的医疗队已悉数撤离，他们在医护通道的走廊上留下无数的漫画、诗歌和签名。
辽宁队在走廊的墙壁上写着：“支楞起来削他”；陕西队写：“秦鄂同心”；有人在过道的门上画上脚踩风火轮的哪吒，旁边配：“我命由我不由天”；有人叠了只千纸鹤挂在医护通道；有人写了首诗：“二月连阴雨，风烟罩九州。士为知己死，愿赴报国酬”。
送别之时，项辉第一次去了黄家湖边，陪一个即将归去的援鄂医生。他发现湖边已经有些花盛开了，树都发了新芽，水也是碧波荡漾。“我觉得春天应该到来了！”但那时候，他心情很复杂，要送“战友”了，而他还要继续待在这里，清扫上一个冬天遗留下的“积雪”。
4月1日，医院的医生休息室被贴上了封条。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等待归“零”
到医院后，项辉一直没离开过，他已经很久没有像自己
